由于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十四五”时期出现的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全球和国内疫情扩散蔓延，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外部不稳定因素等突发因素无疑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低碳化转型体现出实效性长，技术更新难，设备迭代快，储能发展耗时等一系列难题。解决这些问题无疑需要一定的发展空间和时间，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全球局势问题，推进碳减排和双碳政策需要进行详细的规划研究。自2020年起，习总书记在在75届联合国大会上庄严宣告：“2030年前中国要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2021年十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推动双碳“1+N”政策体系，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制定落实碳达峰的具体路线图；2021年年底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创造条件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实现双碳目标对于我国来说无疑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同时也需要党中央对于这项挑战存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对于我国来说，第三产业经济占比相对于发达国家仍然处于劣势位置，第二产业发展同时需要大量的能源投入，在此背景下控制欲减少碳排放会对于经济增长造成较大的约束。

其次，从能源系统的角度来看，我国深度脱碳技术并不成熟且成本较高。实现碳中和，首先需要考虑能源系统从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转变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实现能源体系的净零排放甚至负排放（生物质能源+碳捕获与封存利用）。并且，我国如今能源资源仍呈现“一煤独大”的特性，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问题直接严重制约了减排进程。面对联合国提出的：“取消全球所有计划中的煤炭项目，所有国家都需在2040年前淘汰煤炭；停止对于煤炭发电厂的国际资助，将投资转向可持续能源项目；启动全球努力，一家一家煤电厂地过渡，并最终实现公平转型。”我国大量的化石能源基础设施会直接造成巨大的退出成本。联系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例如煤矿业，煤电产业等）在我国能源方面起到的中坚力量，直接取缔煤电产业不仅仅会波及整个煤炭行业，同时会造成员工安置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

再者，国家对于碳交易的控制将会直接造成绿色成本显性化。 2021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明显优化，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 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纺织、造纸、皮革等行业进行绿色化改造，实现工业绿色升级。这意味着对于企业来说环保成本的直接上升。从生态治理投入，清洁技术更新改造，环境管理，环保税费等多方面都会直接呈现上升趋势。不置可否，环保成本上升是我国从高速度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如果对于企业不进行相关积极政策引导和扶持，可能会导致部分重工业与中小制造企业或许因为长期环保投资欠账存在生存压力。因此，想要有序践行双碳政策，势必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到企业困境，做到避免例如在制造业方面处于劣势的中下游民营企业在改革进程中被上游企业借助相关政策乱行涨价行为，从而造成较大的成本压力，甚至出现土地、人工、融资和原材料等成本持续共涨的问题。最后导致企业困境加重，背离政策初衷，造成“一棍子打死企业” 和运动式减碳的现象。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对于我国经济下阶段的走势提出，我国经济短期经济运行存在一定压力。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仍有不少有利条件的看法。

随着双碳目标的不断发展，中国产业格局将会出现新的变化，行业集中度会随之提高。就清洁能源业来讲，其归属于制造业，具有规模效应。这也就意味着在生产规模扩大后，变动成本同比例增加而固定成本不增加，所以单位产品成本就会下降，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就会上升。对于头部企业来说，规模优势同样体现在人力资源方面。制造成本的降低意味着盈利的改善，头部企业拥有资金投入的多样性，研发和招募人才则是企业发展和形成正向反馈的最佳选择。

进一步来说，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会促使头部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对于整个行业向低碳化转型起到引导作用。行业龙头企业作为牵头者形成产业联盟，促进联盟内部成员之间进行技术互助，交流和转化。“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例如电力，钢铁，煤炭和运输等作为低碳转型需求迫切的行业，在企业、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进行跨行业协同，联合攻关的作用之下产业链结成唇齿相依、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最终实现企业的资源优化配置。

联合国和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也为世界确定了可持续恢复范式——光伏和风力发电等可持续能源、节能改造建设、电力网络、电力等低碳交通汽车、节能型铁路运输和轻轨、工业领域以及生物燃料都是疫情后刺激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点。在这些领域的新投资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还可以在减排和控制空气污染方面取得协同效应。放眼世界，在这场大危机和衰退之后，各国政府的智慧和远见是作为未来发展、变得更有韧性和可持续性的考验重点。率先摆脱疫情危机的中国应该更加坚定和沉着释放可持续增长潜力，在未来更加稳健。

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仍然坚持绿色复苏和转型的意图与动力。在“十三五”时期，在我国的发展进程中发展速度的迅速已经呈现出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目标，同时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程度也体现出了自身的价值。2016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保持稳定较快增长，年均增长6.5%以上，约为同期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度稳定在30%以上。

在2020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信号十分明确：中国将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主的“新基建”将被视为我国摆脱依赖传统工业和传统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尝试。新基建不仅仅可用作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同时特高压，充电桩等有助于能源转型的领域。我国的能源转型，能源革命的重要特征是智能化、信息化、能源电气化、电力低碳化。通过大数据把源、网、核、储能以及多能互补联系起来，以5G为代表的先进通信技术在能源互联网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等互联传输，并与先进的储能技术、能源的产销者、虚拟电场等交叉结合，使数据流带动信息流、电力流，有利于创建能源信息共享互继、融合创新的新业态，从而推动能源、电力行业向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转型，助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这样一来我国对于经济内循环便有了一定的优势，新基建对于通讯电子业和电器制造业方面的刺激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刺激，同时对于制造业转型也具有积极的影响。

总的来说，我国新能源行业体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2021年是我国宣布碳中和目标后的第一年，同时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为2021年的可再生能源领域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动力，去年提出的一系列电力市场改革措施，包括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政策号召，进一步释放了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在未来的产业发展中，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将会格外突出。伴随着新能源汽车数量的增长，未来我国将面临全面电动化的转型，这意味着相关的基础设施、电网、可再生能源等保障用电需求的规划和产业链发展将是下一步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是在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我国发展经济“弯道超车”的机会。受疫情扩散影响，公共交通对于民众来说可能会增大感染风险，人们更愿意选择私家车出行来规避感染风险，同时伴随着油价的不断上调，新能源汽车成为了民众优先考虑的选项。此外，我国为了增加新能源车的产销，提出了一系列的相关优惠政策，例如：双积分，补贴，减免购置税等。从供给端来看，新能源汽车相比传统油车来说，零部件的供给能力对于国外依赖性较低，本地供给能力更强也就意味着生产上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交通领域的排放约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10%，汽车排放占据了总量排放的7.5%。随着近些年来我国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在碳中和背景下，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碳减排的重要举措，也是道路交通领域实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